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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卷中世纪欧洲的两大传染病,人类吸取了哪些教训?|草地·专栏
2020-03-12           作者: 综合

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,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、艺术、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。反思当下,对未知物多一份敬畏,不妄下论断,如何避免以惨痛的损失换取顿悟,是我们应该由历史案例中吸取的教训。

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曾指出:“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,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,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,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。”[1]

这个冬春交替时节,我们正在经历的,就是历史的一部分。现实中,寻找疫病的源头堪比侦探大片,人们在疫病中的感受和表现,也往往自带戏剧化的滤镜,是悲是喜是荒诞还是感动涕零,各不相同。对于历史本身和我们在其中的状态,也许经年之后才能看清楚。

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,麻风病与黑死病绝对是疾病史上的两大主角。几个世纪以来,它们对于欧洲的困扰是如此严重,以至于整个欧洲文明都受到这两种疾病的影响。对照当下,虽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流行性疫病无法带给我们一个标准答案,但是可以引导我们思考。

救助与屠杀,作为文化符号的麻风病

医学是一门特殊的学科,它属于自然科学,但主要研究对象却是人,因此医学天然与社会科学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尤其研究流行性疫病,绝不可能脱离开发生疫病的人文和社会历史背景。

西方医学自古希腊罗马时代开始,和哲学就相互影响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:“研究疾病与健康的第一本原乃是自然哲学家的任务,因为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都不是无生命事物的属性。”

正因如此,当我们回看发生在12至13世纪欧洲的麻风病时,就会理解:为何在中世纪,它并不单纯被看作是生理上的疾病,而是被看作一个将精神、道德、神学、情感等多种因素包含在内的集合体。有学者直接认为:“麻风病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确定的……麻风病的这种‘想象的’流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印象,而是走向了两个极端——罪的惩罚与驱逐,上帝的恩宠与救助。”[2]

在中世纪的语境中,麻风病的一个消极内涵是“因罪而由上帝所降下的惩罚”。法国国王圣路易在谈到自己所犯的罪时,认为自己罪孽深重,用的比喻就是“罪像麻风病一样”[3]。

在麻风病“横行”欧洲的两个世纪中,关于这个疾病的真正病因和治疗方案,没有准确的答案。几百年后,直到1873年,才由挪威科学家阿莫尔?汉森准确地从医学角度定义: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疾病。并进一步分析出:因患者本身抵抗能力的强弱表现出多种不同的症状:有些较为温和,类似结核和肿瘤,外在表现和一些其他的皮肤病较为相像,甚至只表现为口腔生疮;而另一些则相当严重,表现为皮肤溃烂、面部畸形和四肢掉落等恐怖症状。[4]

麻风病可以通过很多途径传染。但是和中世纪以及现代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,它的传染性其实并不强。能否传染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麻风病菌本身的影响,而是受接触者体质影响。大多数人即使经常和麻风病源接触也不会感染,只有一小部分人对此疾病没有免疫力。[5]

麻风病在文化上影响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、艺术家和文学家,也有很多相关作品流传于世,在之后的几百年中,仍然作为素材出现在很多艺术作品中。例如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?福柯在《古典时代疯狂史》中,就研究了麻风病对于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;1980年意大利学者贝托?艾柯在《玫瑰的名字》一书中提及了中世纪人们对麻风病的态度。[6]

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,对待麻风病最为明确的措施是开办麻风病院。12世纪至13世纪,几乎每个意大利城市的城墙之外都有一座麻风病院,就连位于西欧边缘的小国丹麦也有31座之多。[7]根据巴黎的马修(Matthew of Paris)粗略的估计,在13世纪50年代,整个欧洲有19000座麻风病院,单是法国就有2000座左右,英格兰则超过100座。[8]

由于麻风病外在的恐怖形象和人们对于病因的不了解,对麻风病人的隔离行为充满悲欢离合。恐惧和忧伤之下,大量的麻风病人被送到麻风病院度过余生。

其中,许多编年史家都难以忘记发生在1321年的事件,这是整个麻风病流行的一百多年中,颁布的极为恐怖的国家级残杀法令。当年6月21日法国国王颁布法令规定:所有活着的认罪的麻风病人都将被处以火刑;不认罪的则严刑拷问,一旦认罪,处以火刑;自发认罪的或者严刑逼供后认罪的妇女,除怀孕者外,都处以火刑。有人在著作中描述:“麻风病人在整个法国境内被烧死,因为他们准备毒杀所有人。”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年代纪写道:在整个法国,麻风病人都被囚禁而且被教宗谴责;许多被行刑,侥幸逃脱者被限制在固定的居所之内。[9]值得一提的是,这条极端的法令最初缘起于中下层贫民,当年8月下旬,该法令因国王发布赦免令而终止。[10]

虽然该法令只持续了短短两个多月,但血腥恐怖的氛围则成为普通民众挥之不去的阴影。除了法国,其他国家也发生过针对麻风病人的屠杀事件,不止一个地区还迁怒于犹太人,并对其展开屠杀迫害。当时的人们距离死亡如此之近,很多死亡甚至并非由疾病造成。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。

约翰·约阿希姆·温克尔曼曾经说过,把艺术创作的成就与当时社会的自然条件、政治条件联系起来才能揭示其精神,把艺术品与当时社会的时代精神相联系。[11]

“死亡之舞”就是这其中的一类产物,是中世纪十分流行的艺术题材,在油画、壁画、戏剧、音乐等不同领域都有体现。不能完全说“死亡之舞”的出现是因为麻风病的蔓延,但至少麻风病和后来的黑死病等疾病对于“死亡之舞”题材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在麻风病肆虐欧洲之前,10世纪之前,欧洲就出现过一个文学题材:“我已准备赴死”或“死亡不可避免”,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。诗歌只有两行,大致意思是说他们快要死了,死亡不可避免。最后往往是11个将死的人,包括:国王、教皇、主教、骑士、物理学家、逻辑学家、年轻男子、老男人、富人、穷人以及老实人。

有一点死亡警戒的意味。

还有一个流传比较久远,也比较普遍的艺术题材则是“三个已死的国王”或者“三个活人和三个死人”。民间的流传版本比较多,其中之一的大致内容是:三个青年国王外出打猎,在森林里迷路了,并与随从们走散。忽然从树林里走出三具骷髅,说它们不是魔鬼,而是这几个国王的祖先。“我们曾是你们,而我们现在的样子,将是未来的你们,当我还活着的时候,极尽享乐之事。而现在,也因此备受折磨。”国王们的态度从一味想要逃跑,转变为下定决心面对骷髅。骷髅留给国王们最后的训诫是“一定要时刻警惕死亡,以及不忘生命易逝”。希望借此提醒青年国王们不要安于享乐。最终,经过这一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,天亮了,骷髅离开,国王们也顺利返回,并建了一座教堂,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在教堂的墙上。

中世纪麻风病流行时期,这一主题的绘画作品和手抄本随即涌现,也很快传遍了欧洲各国。

手抄本《三个已死的国王》局部

“死神之舞”继承、综合甚至发展了以上这些艺术题材。有学者也将之称之为“骷髅舞”“死亡舞会”“死神之舞”。由于麻风病本身的特性,除了骷髅经常作为艺术家的描绘对象之外,更多艺术家选择用另外的方式来描绘恐惧和死亡,比如僵尸、怪物或者巫婆。

救助和屠杀,两种面对麻风病截然不同的态度都发生在中世纪,可现实是:麻风病本身却并不是真正现代流行病学上的高传染性疾病。

《死亡之舞》、黑死病与文艺复兴

在欧洲医疗史上,接踵而来的另一个流行性疾病则更加恐怖凶猛,是整个欧洲的巨大浩劫——黑死病。黑死病(The Black Death)是后人对这场瘟疫的称谓。当时的拉丁文文献中多用带有感情色彩的称谓称呼这种疾病—— atra mors(意为“恐怖的死亡”)、pestis atra(意为“恐怖的瘟疫”)等。atra虽然也有“黑色的”意思,但更多的是用来指“恐怖的”“骇人的”。一般认为,将之冠以“黑死病”之名,最早出现于1555年的瑞典文献中——swarta d?den。一般认为,这要归因于斯堪的那维亚语对拉丁语atra的误译。直到1823年,“黑死病(The Black Death)”这一称谓才出现在了英文历史读物的撰述中。[12]

从医学角度,黑死病是一种鼠疫,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。主要以老鼠和跳蚤为媒介传播。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叮咬了人,将细菌散布于人体伤口上,然后由伤口侵入血液,导致疾病的产生。根据发病部位不同,鼠疫可分为三种类型:一是出现结节肿的淋巴腺鼠疫,它侵害血液,引起腹股沟腺炎和内出血,由接触传染;二是肺鼠疫,能使肺脏发炎,在数日内使患者丧生,由呼吸可传染,此类瘟疫危害最大,传播最烈;第三种是鼠疫败血症。亲身经历过1348年黑死病的佛罗伦萨作家薄伽丘写下了著名的《十日谈》,其中说道:“浩劫当前,城市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荡然无存了,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。”[13]

1348-1350年欧洲首次发生大规模鼠疫,在随后长达3个世纪的时期内,欧洲大陆上的疫情此起彼伏,始终笼罩在死亡的恐怖气氛中。意大利前后发生过9次,死亡人口超过60%;西班牙在1381-1444年间发生4次,差不多40%的人口死亡;法国在1361-1426年发生过6次,仅其中最后一次就夺取了5000巴黎人的生命;1362-1391年英国发生5次,共计丧生超过一半人口;1363-1391年,黑死病席卷德国和波兰,一年之中布雷斯劳就有30000人死亡,克拉科夫有20000人死亡,西里西亚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居民死去。[14]

据不完全统计,中世纪后期“黑死病”造成整个欧洲超过2500万人口死亡。

“黑死病”之所以在欧洲频繁暴发,医学方面的原因在于其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特点,它在欧洲各地保留了小的疫源带,一旦时机合适,疫病就卷土重来。[15]社会学方面的原因则比较复杂,其中既有当时城市管理脏乱差、医学发展滞后的原因,也有整体社会文化思想意识混乱的原因。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能说明这一点。

黑死病暴发后不久,巴黎医学院的医学教师发表《瘟疫概论》,对正在侵袭巴黎和整个法国的瘟疫发表了集体看法。这部著作用非常理论化和学术化的风格写成,主要分为两个部分:第一部分是分析瘟疫的原因,第二部分是预防和治疗措施。根据巴黎医学院教师们的看法,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,土星、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受到污染,最终引发了黑死病。[16]《瘟疫概论》是巴黎大学医学院应法国国王的要求而写的,在当时很具权威性,还被翻译成方言如意大利文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当然,几个世纪后的我们知道这个《瘟疫概论》并不可信,既不能解释鼠疫的真正成因,也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措施——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一切。

黑死病传播过程中引发了大量的恐慌、谣言和社会动荡。当时人情道德纽带破裂的故事层出不穷,母亲抛弃孩子、妻子被丈夫卖掉、兄弟相残等等;也有一些人出现狂热的宗教行为。社会冲突动荡,人们缺乏信仰,无私与贪婪同在,力量与虚弱并存,浮华与禁欲主义同在,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则不再泾渭分明。

时间带走了疾病本身,但因疾病而产生的人类社会的文化、艺术、科学技术却一代代流传下来。比如前文所谈到过的“死亡之舞”这种艺术形式。

从12世纪至16世纪不断有人创作过“死亡之舞”的图像,该图像真正在欧洲流行起来是从小荷尔拜因创作于1524-1526年的系列版画《死亡之舞》开始。该版画总共 41 幅,首次出版于1538年,正是黑死病在欧洲此起彼伏的时期。小荷尔拜因之后,“死亡之舞”作品多数是对他的作品的模仿和复制。

小荷尔拜因像一个剧作家,精心设计了每一幅图的戏剧化场景,使每一个场景中都有一个故事在上演。流行性疫病的发生和传播是一个动态的过程,它从潜伏到开始,经过高潮,要么最后结束使人们重回健康,要么令人归于死亡。当时的艺术家们想要描绘它,只能将这个动态的过程定格在某个瞬间。

小荷尔拜因在构造情境时,笔触细腻。比如,他通过人物的服饰、造型来刻画人物的身份、地位;桥段设计不仅注重表现肉体上的死亡,同时也注重表现人的灵魂的死亡。

小汉斯·荷尔拜因《死亡之舞》第十一图《皇后》

在小荷尔拜因的《皇后》这幅图中,皇后胸前佩戴着硕大的珠宝,穿着华美的拖地长裙,雄伟高大的宫殿,都可以衬托人物的高贵,即便如此,在死神到来之时,也难免惊慌失措。

小汉斯·荷尔拜因《死亡之舞》第十八图《法官》

《法官》这幅图中,正经威严的法官端坐在象征权力的靠椅上,但他伸向前面一个装钱的陶罐的手泄露了贪婪,那可能是行贿的过程,可是一切都是徒劳,死神已经在靠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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